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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氢能展获悉,氢能作为一种绿色低碳、来源丰富、应用广泛的可再生新兴能源,正成为变革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氢能需求量将达到1.5亿吨,并在2060年突破4亿吨。
2024年8月1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氢能“制储输用”标准,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从市场情况看,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潜力巨大。2024年7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显示,全国氢气产量超3500万吨/年。中国氢能联盟预计在2060年碳中和愿景下,我国氢能产量有望突破1.3亿吨,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约为20%。
金融和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加快产业链和金融链融合,是推动我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氢能洞察2024》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通过最终投资决定(FID)的清洁氢能项目投资额达750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了7倍,而到2030年,总投资额将增至68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万亿元)。以美国为例,2023年10月,美国能源部宣布投入70亿美元建立七个区域清洁氢中心,催化超400亿美元的金融投资。我国氢能产业的金融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相对领先国家,仍有很大突破空间。
目前看,氢能作为新兴产业,受核心技术、制取成本、储运基础设施等因素制约,规模化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加之金融行业对新兴行业的投入较为谨慎,以及氢金融基础建设、相关政策完善性和协调性不足等,影响了金融资源对氢能产业的投入。
产业规模化效应尚未显现
以氢能产业最重要的产品绿氢(由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制成)为例,《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绿氢产量仅为30万吨,不及年总产量的1%,绿氢占比偏低,规模化效应不明显。在绿氢制取环节,还存在核心技术相对落后、制氢用绿电成本高等强约束问题,导致绿氢成本居高不下,也制约了绿氢的大规模使用。业内普遍认为,目前灰氢成本在10~15元/千克,而绿氢成本在20~45元/千克,是灰氢的2~4倍。从需求侧看,与欧盟、日韩等类似,我国也优先选择交通作为绿氢的应用场景。实际情况是,该领域氢能需求占比小于0.1%,消纳能力非常有限。而IEA的数据显示,目前国际上氢能的主要应用仍在工业部门。因此,需要聚焦石油炼化、航空燃料、钢铁冶炼等能源需求大的重点行业,加快开发用氢量较大的应用场景。
另外,氢能储运体系需要持续完善。由于我国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集中在西北、东北等地区,而高耗高排的工业以及氢燃料电池汽车等大量用氢场景,多集中在东中部地区,绿氢的制取与应用在空间上存在不均衡,亟待投入大量资金完善储运基础设施。
金融资源供给渠道不足
由于氢能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技术及商业化尚未完全成熟,特别是部分民营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内部管理、营收能力、风险控制等难以满足融资准入门槛,融资渠道相对偏窄,主要来源仅局限于产业基金、金融租赁以及混合融资、债转股等。如今年8月启动的北京未来科学城政府产业投资基金;2021年3月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雄川氢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100亿元的氢能源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市场化债转股方式投资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而作为主要金融资金提供方的商业银行因其较谨慎的风险偏好,对氢能的融资参与度较低、信贷支持积极性不高,部分商业银行甚至尚未建立支持氢能产业的信贷政策指引,有限的信贷资金也大都投向少数头部企业,对产业链上大量高科技和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制约了规模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
氢能绿色金融标准有待完善。目前,加氢设施制造、燃料电池装备制造、氢能利用设施等建设和运营内容已纳入绿色金融分类标准,但对绿氢及其全产业链的支持仍显不足,特别是前端绿氢技术开发暂未纳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不利于氢能产业链扩展融资渠道。
氢能碳汇交易市场支撑不足。我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中的方法学是2017年前申报批准的,由于当时氢能还未得到广泛重视,导致目前CCER市场尚未建立氢能交易板块,缺乏完善的清洁氢认证、碳减排核算方法及碳交易机制等基础要件,制约了氢能碳汇交易和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的开展。
发挥金融支持氢能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氢能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还需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通过推进产业发展提升金融资本信心。
需要大幅提升绿氢占比,发挥氢能绿色低碳作用。在政策方面,对绿氢重点倾斜,提升绿氢产业战略地位。在技术上,聚焦绿氢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组建产学研联合体科技攻关,突破制氢和储运等薄弱环节,实现技术升级。另外,我国风光资源丰富,但每年有近1000亿度电因风光的不稳定性被废弃,发展“离网”制氢,在并网前将风光电通过制氢实现消纳,可大幅减少风光弃电,降低绿氢制造成本。
积极开发应用场景,提高氢能需求量。一是拓展规模化使用绿氢场景,替代灰氢和蓝氢。聚焦石油炼化、航空燃料、钢铁等重点行业,加快形成一批用氢量较大的应用场景。二是大力发展氢燃料电池。重点支持华东、华中、华南、华北、东北、西南等氢能和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地,建设我国的“氢谷”。同时,除氢燃料汽车外,还可将氢燃料电池广泛应用于发电、航空、能源、工程机械、日用电器、建筑、互联网等领域,形成更广阔的产业赛道。三是建设“风光氢氨醇”等一体化的泛氢能基地,实现绿氢短距离应用或就地消纳,降低供氢成本。
建设完善氢能储运基础和能力。加快高压气态、低温液态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纯氢管道和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技术攻关,鼓励建设油、气、电、氢一体的新型综合交通能源服务站,提高氢储运效率,降低用氢成本。
2.通过金融创新支持氢能产业发展。
拓展氢能企业的融资渠道。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创设各类专项基金,为初创型氢能企业提供发展资金。鼓励发行绿色债券支持氢能产业项目,探索发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或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支持符合条件的氢能科技企业上市,为长期、耐心资本投资氢能产业链中的独角兽企业创造有利环境。鼓励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带头投资氢能项目,发挥头雁作用,增信产业链,提高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商业银行要发挥融资主力军的作用,落实好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的政策。一是做好科技金融,联合风险投资、股权产业基金等,发挥投贷联动优势,为氢能产业中的高科技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二是做好绿色金融,根据氢能企业的差异化技术与发展水平提供特定绿色信贷服务,提高氢能企业金融可得性。
创新金融产品,特别是氢能信贷产品。银行机构要根据氢能行业特点和实际融资需求,在定价模型、授信审批、风控管理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设计。如围绕央企、大型民企等核心企业,以贸易信息为主要风控因子,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针对氢能企业的科技含量高、投入风险大、产出周期长的特点,建立专项投贷联动机制、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还可以与保险和担保公司合作,为氢能企业提供信用保证贷款等绿色金融产品。
3.加快完善相关金融基础设施。
完善氢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降低融资成本。拓宽氢能绿色金融标准范围,尽快将绿氢技术纳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完善绿氢技术开发和氢能应用行业标准,推动中外标准接轨;把对氢能全产业链支持纳入绿色金融监管考核。
搭建氢能碳汇交易结算平台。以CCER碳交易发展路径为基础,探索氢能碳汇交易市场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建立氢能碳汇交易中心。金融机构可围绕核证自愿减排配额,开发碳排放权、用能权、节能环保项目特许经营权抵押融资,为银行扩大氢能信贷投放提供基础条件,降低氢能信贷的合规风险。还可以进一步研发资产证券化、自愿减排配额保险等多种金融产品。
积极探索设立氢交易所。目前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均已提出建立氢交易所的计划。2024年7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临港绿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临港新片区设立上海市氢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以利于氢能产业发展获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更多金融支持工具。设立氢交易所也必将有助于我国参与全球氢能市场的合作与竞争,争取国际氢能定价权。
(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顾青峰系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在职博士生、民生银行华东审计中心高级专家)